新冠肺炎疫情基本上是一個界外效應的問題：我不知道有沒有病毒在身，又或恃着年輕不怕中招，走去載歌載舞，參與大型集會，自己開心，但快樂是建立在對別人的潛在影響之上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疫情就是這樣擴張開去。要消除這個界外效應，就要知己知彼，知道到底會否播毒，從而決定應否接受隔離，同時又要知道你想接觸的人是否危險人物，從而決定網上相見是否更加合適。
不求最準只求便宜快捷
有此界外效應，疫情就難以平息，日常活動難以進行，經濟亦難有起色。問題是如何「知己知彼」？
香港政府醫療系統提供的「聚合酶連鎖反應測試」（PCR test），一來要到指定地方由專人處理，二來等候測試結果需時，就算由政府資助完全免費，接受測試者都要付出一定時間成本，怕麻煩的做過一次可能就此算數。由於時間滯後，測試者等待期間或會接觸其他人，得到結果之時或許已「判若兩人」。各地政府和醫療系統提供的官方測試大都屬於此類，結果準確，但勞師動眾。
徐家健昨日提到的「抗原測試」（antigen test），準確度不及PCR等官方測試，但價錢平、速度快，而且測試可以在家中DIY進行。印度也許是最早批准使用的國家，現時在歐洲亦頗為流行，例如有航空公司就用來作為乘客上機前的篩選措施，其餘大部分國家地區（包括香港）的民眾亦可以在市場購買自用，只可惜美國在食品及藥物管理局（FDA）的典型官僚作風下，暫時只能由醫生處方才能購買，尚未能如經濟學者Paul Romer的建議一樣，像驗孕測試唾手可得。兩種測試，哪種知己知彼的效果較顯著？
毋須達到極高「解像度」
政府早前推行過一次大型普及測試，除了登記排隊等候等成本，還有政府官員惡形惡相的呼籲，以及市民對內地檢測機構的不信任，最後結果跟全民的目標相距甚遠。花費了那麼多人力物力，檢測準確度再高，除了知道某段時間部分人口的確診比例，實際意義根本不大。問題所在，是那次大型測試只是一個snapshot，描述的是某段時間內的疫情，縱有極高解像度，跟後來疫情發展也沒有太大關係，對個人行為亦沒有指導作用。
相反，若果市民不時使用準確度較低，但較便宜和快捷易用的測試，得到的就不是一個清楚的snapshot，而是解像度低到「起格」的幻燈片或錄像，你大概知道自己是否高危，也大概知道別人會否播毒，但結果近乎即時，掌握的不是幾日前甚至幾星期前的資訊。不是最準確，但對個人行為甚有幫助，至少在得到陽性結果之後，懂得立即遠離別人。
徐家健昨日亦提到哈佛流行病學系助理教授米納（Michael Mina）的分析，PCR測試可以告訴你有沒有病毒的核糖核酸（RNA）殘留在體內，而antigen測試告訴你的是測試者是否有播毒風險。也就是說，前者判斷你是否受感染（infected），後者判斷你會否感染別人（infectious），要知己知彼消除傳染別人或被傳染的界外效應，較粗疏的測驗反而有較好效果。
快速測試是藥廠在有利可圖下催生出來的產品，使用測試者為的是自保和保護身邊親朋，都是從私利出發的行為，但卻有間接造福社會大眾的效果。這個自由市場對香港疫情有多大貢獻有待觀察，我亦希望美國監管當局可以在此非常時期放寬限制，容許這隻無形之手緩和爆完又爆的疫情。
香港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/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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